郝丽生通过诠释阿波罗斩杀巨蟒皮同这一神话，揭示大地女神与太阳神、黑暗与光明、梦中神谕与天堂真理之间的对抗，可以说是希腊宗教演变的过程本身，也可以说是多利安人进入希腊半岛以后的内部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叙事建构的折射投影。
主要的改变在于：此前德尔菲人是进入神庙、并于寤寐之中获取神谕。也许，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美国战略家的邪恶轴心描画，以及历史上的诸多殖民行为，与基督教世界图景中的二元对立及末世论对抗性思维加以勾连很难获得承认。
《易传·彖》的解释是刚柔始交而难生。毫无疑问，这乃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最重要的奠基阶段，也是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雅·大明》）的文王，其忧患既关乎自身，也关乎民生，更关乎天命。因此奥林匹斯神祇的神格不过是自然人性在数量级上的放大，不同的只是欲望强度与能力大小。由皇天后土、作民父母到乾父坤母，不只意味着神人关系的亲近化、内在化，也意味着对天之神格的提升，对天与整个世界关系的建构。
于是，就有了确立耶和华之至上性（排除诸神）的创世叙事，有了确立以色列人与耶和华关系之唯一性（得天独厚）的选民叙事。虽然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以色列人就在被称作迦南的地方建立起了王国，但严格地讲，它们更像是为了应对非利士人的压迫而建立的军事联盟式的酋邦，因为王权并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其基本要义在于：首先人生皆苦，苦缘为集（执着、占有、贪婪），灭集成道，得道成乐。
因此，业缘或者因果，成为支配世间自然与生物的共同的基本规律。因此，可以说，上古原始道家经百家争鸣开始分裂为各家，其中一脉经孔子整顿，将其世俗化，主张循周礼治国，行仁义之道，成为儒家，继而经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为历代显学。彻底的平等观将有助于解决人类心中的等级优越和阶层执着，从而更好的建立一个平坦的世界。因此，释迦牟尼认为要断苦，根源在于灭集，而灭集，根源在于勘破假我的幻象，灭掉心中的我执。
释迦牟尼所创的佛教被称为原始佛教[2]，其核心在于四个字，即苦集灭道。加之如前所述的中国本土儒道家本身具有的包容的气度和本体论的一致，使得大乘佛教在初传入中华就有机会成为一时之主流正统思想。
佛法在对于儒家的改变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在唐宋时期，唐宋佛法大兴，尤其是禅宗广受帝王将相和士大夫阶层所钟爱，乃至于武则天自认为是弥勒转世，唐诗之妙，多有禅门之风，宋代亦然，如苏轼等皆深研佛法，甚至自认为前世为僧。这实际上与禅宗的心性本体论是完全等价的。在这种规律支配下，也就形成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间善恶观，从而指导着人生的行为。而在世俗谛上众生平等于无常和轮回。
尽管如此，儒家依然非教，保持了原始道家兼容并包之精神。例如，自南北朝时代，北魏极信佛教，于其疆域之内，广立寺像，如保留至今的著名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佛教成为北魏官方的主流思维。而中华大乘佛家思想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包容精神，讲究一切法皆为佛法，无有高下，众生因何而度，佛法便因何而现。上层追求其内在之细微的哲学思辨与自由精神，而下层则寄托其信仰。
但是佛家的平等观念是最彻底的。最终的结果是，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演化后，大乘佛家思想成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文化支柱之一，传统的道法儒的三家合流，逐渐转为了儒释道的三家合流[11]，从而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意识形态乃至于嵌入社会行为规范之中。
[5] 释阿难：《原始佛教阿罗汉观》，《法音》2014年第1期。统而论之，大乘佛法之核心要义在于八个字四个词，即缘起、性空、中观、唯识。
在这样的基础上，消除了人我之见后，才能够在治理政策上真正的感同身受。理解了唯识，自然也就理解了空性，理解了缘起性空。在佛陀入灭之后，佛教即开始了回小向大的趋势。关键词：中华文化;佛家思想。二则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向西北进入西域诸国，再于汉代起沿丝绸之路向汉地传播，逐渐融汇贯通形成了中华大乘佛教体系。（一）止妄 社会之纷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根源来看，在于现代人的妄想欲望太多，自西方工业资本主义起，在实现了对人类物质的极大满足后，亦更进一步挑起了人类本身的物质欲望。
而对于广泛的其他的知识和困惑，诸如世界是因何形成的，人从哪里来到那里去这样所谓的哲学根本性问题，释迦牟尼不主张回答和解释（并非其不知或者没有解释）。因此，通常认为，能够悟到空性，就得到了大乘佛法的真谛，因此，空性也被等同于佛性、真如、菩提等概念。
但是显然朱熹等还未领悟禅宗之深刻精要，将妄想等同于人欲，主张用三纲五常来约束人欲，成为封建束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已经违背佛法之本旨，但其吸收借鉴却是显见于表了。因此，其亦一直广泛吸收各家所长不断演化。
其因有三，一是彼时战乱，国家非一统，人民生活动荡，急需一种文化信仰安定人心，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和慈悲善行观，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安定人心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法家作为中华大一统的直接推动者，是事实上深刻塑造中华国家形态的学说，其根源亦来自于道，《黄帝四经·经法》清澈指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
[6] 梁明霞：《论近代日本新佛教运动重提大乘非佛说的历史意义》。这种与世俗紧密连接的见解和属性，极大地提高了佛法在中土的受欢迎程度。《黄帝四经·经法》讲，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释迦牟尼为王子时，享尽世俗之极乐，却依然不得安心，观世间众生之苦而不得解脱，认为人有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色、受、想、行、识）盛。
而无明是由何产生的?缘起论认为，也是来自于缘。道家多用以规劝君王不要妄为与民休息，儒家上用以约束君王要仁政爱民，下则约束士大夫尊君为国，保持社会纲常，而佛家则用以安定人心以促其善行。
当然，大乘佛法也坚持认为其思想来自于释迦牟尼，但由于在世时身边信徒根器不足，因此佛陀以另外讲法、秘传或者向天人讲法得来的，因此，其核心不仅继承了释迦牟尼原始佛教的四圣谛与十二因缘的说法，并且广为扩展。最终反过来伤害的是自己。
中华原生的本土哲学体系显然是道家体系，所谓道术为天下裂，在道家的基础上，分裂出了诸子百家。禅宗大德六祖惠能，北宗神秀亦皆于此阶段出世。
必须要承认，在佛法东传之时，佛法所具有的思想系统性和严格的教派组织，是本土文化所不能比的，因此，道教的形成充分借鉴了大量佛教的已有的做法，例如兴建道观、结集道藏、编订神仙谱系、建立戒律、形成法事仪轨。中观又称为中论、或者中道，被认为佛陀观察万物证道的根本方法，龙树大士撰写《中论》给予系统的总结，所谓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终唐一代，佛法发展极为繁盛，汉地八宗中除了禅宗、天台宗其祖庭不在长安外，其余包括唯识、华严、三论、净土、律、密等六宗祖庭皆在国都长安。当然这是大的方面，实际上则是相互交叉的。
而在中下层，对于弥陀、观音等菩萨净土信仰，更是广为流行，所谓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三则因立论所需，亦因有时事境遇的权变之说的原因。而大乘认为，我与宇宙同在，化小我为大我，我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我。
小乘的缘起用以解释人生之苦从何来，就是十二因缘，而大乘的缘起论则进一步发展用以解释世界是如何而来的。但是元代极为纵容喇嘛寺庙圈占土地，发展经济，僧侣亦有不法之事，对下层民众产生了很大的负担。
